［16］他在探讨法与政体的性质、民族精神、风俗、习惯之关系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法与气候的性质、土壤的性质以及它所规定的事物秩序之间的诸种关系。
自由法学的基本学术观点是：其一，自由法学认为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并不是唯一的法源，法典之外实际生活中的活法才是真正的法源。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
这种做法实际上过度扩大了法概念的范围，赋予法官的裁量空间过大，一方面缺少宪法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罔顾法安定性的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法学的思想就是毫无缺陷的，相反在法治理念的观照下，自由法学的思想同样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在法律适用中过度的依靠法官王的意志，将会导致法律适用的另一个重大缺陷，即法官决断的滥用，这直接使在法律的适用中产生法律软化症的危险。当然，在运用性商谈中，具体的参与者视角必须同时保持与那些在论证商谈中被认为有效的规范背后的普遍视角结构的联系。这不仅来自于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也来自于这一认识：法安定性并非意指对规范的盲目相信，而是应该联系到作为民主原则基础的自决原则。[25]［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 理性 商谈——法哲学研究》，朱光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165页。
符合可以借某种方式加以确定的立法者意志或符合适用者所选择之表述。德国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以商谈理论为基础，力图建构一种程序主义的理性商谈模式，尝试解决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受法律约束的合理限制问题。《中法评》：您刚才谈了我国人权的进步，还有哪些不足，有哪些需要提高的，您能谈一下吗？我觉得有些特别典型的个案，舆论影响力特别大，如果我们能抓住机会，做一些试探性的处理，这对国外就是很好的回答，因为国外就是喜欢看个案。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实施过程应该要多协商、更民主，不能一家说了算。要研究老百姓怎么生活得更好，实际上也就是关注生存权、发展权，要以民生为先、以民生为重、以民生为本。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中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较多，还需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加以解决。所以行政案件最好不要放在基层法院，至少要交由中级法院来审理。
我和宋功德教授合作写过一篇文章叫人权法的失衡与平衡，发表在2011 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就是从和谐的人权保障关系与平衡的人权法的角度，对人权法治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分析。平衡不能违反法律，不能违反合法性、合理性两大原则，实际上，没有原则也无法实现平衡。
北大这个班招了60 名学员，大部分来自中级法院，也有个别来自高级法院，都是各地法院行政庭正副庭长以上的干部。也有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在国际社会上引发矛盾。依据相关文件规定，执政党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做了首次集中清理。控权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他们强调控制国王，控制封建王权，主张right 要高于power，要控制power。
广州大学的人权研究基地专门对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展开人权普及与教育活动，针对性很强。我们国家对人权的保障这些年发展很快，对人权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对法官来讲，主要是受到的制约比较多，难以完全承担起独立审判的责任。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新想法，如果我们把这些章程纳入法的范畴来理解，那么它是符合法的要素的，不过它不是由国家公权力制定或执行，而是依靠自律、互律，依靠社会力量来保证实施的，这就属于软法的范围，软法的概念从这里就引申出来了。
我回答他们说，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和民意，现在废除死刑并不太现实，事实上现在有些国家，如美国、日本也都还保留了死刑制度。但是普及性、宣传性的东西多一些，谈得不够深刻。
应该说，全国人权研究机构发展得很快，几年前参加我们经验交流会的机构还只有三十几家，去年已经达到六十多家了，分布范围很广。第一个案子我记得是湖南的汨罗法院，他们正式开庭审理行政案件，其他各地零零散散地也有一些试点。
近年来，我国在民生领域立法方面取得的成果尤为突出，据统计，近十年来，中国制定和修改的涉及社会劳动、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安全领域的民生立法26 部，占这一时期全部制定和修改法律的21.3%。平衡论是我国行政法乃至公法领域原创性的基础理论。20 年来，随着《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建立了民告官的制度，培养了一批有理论素养、有实践经验的法官队伍，为中国法治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中法评》：您怎么看待软法在社会治理中起到的作用？ 软法同社会治理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有些高校还成立了软法研究中心。现在是要重新界定或者说扩展法的外延吗？表明还有一种不借助国家强制力，但会对公民或组织产生实际影响的法吗？ 罗豪才：因为过去在法学教材中，我们看到的法的概念都是一样的，都是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的观点，苏联的观点最早是大陆法系德国人的观点，法就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
《中法评》：嗯，试点是从汨罗法院开始的，所以1989 年《行政诉讼法》最初通过的时候，基层法院就有行政法庭，然后中院和高院都有了行政法庭。我们的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意识是在增强，但是还远远不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主体不习惯和老百姓一起平等做事，不习惯民主工作方式。
我们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这本书，就是希望在理论上有创新、在实践中有贡献，现在看来这个目的基本上达到了。也有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在国际社会上引发矛盾。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不受各方面的干扰，甚至不受人大的干扰，先审判，然后人大才能监督，在这个过程中行政不能干扰，党委也不能干扰。这三难对公民权利这方不利，还是偏向于公权力。
中国人权研究会组团出访过程中，国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普遍觉得中国的人权保障进步很大。过去人权对外的交往比较少，现在多了，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事业，肩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我们研究人权还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人权是和民生连在一起的，研究人权首先要研究民生。《中法评》：您也是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会长，最后，我们就来谈一下您对人权问题的研究吧。
对人的权利需要一个不断深化的了解，小到家庭成员之间也需要相互尊重，处处都有人权，这是一个认识、教育的问题。其中，一种意见是提高审级，在人财物管理上也更容易摆脱地方干预。
我们人权研究会作为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享有特别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也拥有广泛参与联合国活动的相应权利。罗豪才：关于人权问题最近凤凰卫视吴小莉女士采访过我，在《问答神州》这个栏目播出，反响还不错，网上点击率比较高。
我一直主张人权问题要多讲，讲得多了就不敏感了，接受采访的目的也是为了宣传我国人权保障的措施、成就。这些基地开展得不错，比如南开大学在每年《人权蓝皮书》的编写中都做了很多工作。
这种写作方式很有创意，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也培养了一批行政审判法官。二是尝试着以平衡论作为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如果是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那么这些规范就叫硬法。进入 罗豪才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利 权力 。
法治社会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是不同的，如何理解法治社会的建设？ 罗豪才：讲法治社会，重点是讲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如果讲法治政府，主要就是讲政府机构、政府工作的法治化。中国从制度建设，到观念转变，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因为我们一些政府部门、管理部门行为偏好简单化，喜欢动用警察、无节制动用公权力，特别是在拆迁中。我和宋功德教授合作写过一篇文章叫人权法的失衡与平衡，发表在2011 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就是从和谐的人权保障关系与平衡的人权法的角度，对人权法治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分析。
这本书里面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一是尝试着以司法审查为核心来构造一个新的符合我国实际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从哲学角度来看，人权与主权是一对矛盾，对立只是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
